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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记者 刘晖
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中心”）成立于改革开放初期，李伯西是最早到中心工作的专家之一。后来，中心迁入中南海。国务院领导经常找中心负责人开会，提出任务，还专门与各部委讨论重大决策，发挥了很好的咨询作用。

“国家智库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诞生的，虽然现在智库很多，但在改革开放初期成立智库可以说是开创之举，为国家决策设立智库，开创了改革开放决策科学化、民主化的先河。中央智库与改革开放一起成长，一起走过，感触颇深。”回忆起往事，李伯熙感慨万千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实行规划和决策分离，建立适应改革开放要求的决策咨询制度

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决定实行科学民主决策。40年来，由三大中心合并而成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，建立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决策咨询体系。该中心成立之初志存高远，形成了我国智库体系的开端。

从1980年成立至今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已经走过了38个宝贵的年头。当时按照中央的要求，由薛暮桥、马洪两位经济学家负责商议报告内容，并向国务院领导汇报，成立了经济研究中心、技术经济研究中心、价格研究中心，这也就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。因为当时国家经济需要调整，经济体制开始改革，党和政府开始重视政策咨询研究。

1981年，李伯熙从理工部调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。回忆起成立之初，她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：“当时中国是计划经济，智库发展也和改革开放一样遇到困难和障碍。改革开放初期，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，一些事务的决策过程有固定的程序，已经僵化，难以应对改革开放遇到的新问题。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。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决定实行科学民主决策保税区英文，同时适应当时世界上的先进做法，把计划和决策分开，把计划和决策结合起来。于是，研究中心就成立了。”

李伯熙曾参与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文件的起草。她说，当时把中心定位为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决策咨询机构，是成立国家智库的重大决策，所以成立时就是定位高、立意高的机构，构成了我国智库体系的基础。“当时国家很多大事，从改革开放发展到具体项目，都交给中心去组织论证，为决策提供参考。”

她回忆说，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的重大问题，也会要求智库准备意见和方案。各部委在准备国务院会议材料时，都会主动与中心交换意见。中心主任马宏同志同时兼任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，是国务院常务会议成员。国务院要求中心直接介入国务院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，并在会议前提出独立意见。“作为高水平的国家智库，中心的主要研究人员当时非常忙碌，每周工作，晚上几乎不休息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大家逐渐认可了中心的工作，中心的威信也慢慢树立起来了。”

“中心协助各部委成立咨询研究机构，并在中心设立专项组，对接各部委业务。当时，为国务院提高咨询工作水平，由各部委的200多位专家和中心的专家组成了20多个专项组，涉及什么方面就邀请专项组成员讨论，专项组包括各部委的副部长，最后汇总意见上报国务院。”李伯熙说，专项组定期开会，就有关议题讨论中国的发展战略。后来，各省区也成立了中心，成立时马洪就把各省部中心和我们的关系定位为兄弟单位，而不是上下级关系。国家智库与各部委建立体系，使决策更加科学、更加完善。

“事实证明，党中央当时成立该中心的决策是正确的，该中心不仅建立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决策咨询体系，而且在国家工作中发挥了决策咨询作用。”李伯熙告诉记者。

十三大提出了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。“中央的工作要落实长远的战略部署，每一步怎么走，要定性定量分析，要科学论证。比如达到目标后在多大程度上消除贫困，这些都体现在国务院各项决定的咨询报告中。”她说，十四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提出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智库就提出发展改革要求的设计方案。十五大把第三步的目标具体化，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。

在她看来，政府和市场的关系、强国和民富的关系、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关系、中国和世界的关系，都是智库研究的重要课题，每个五年规划都会有这方面的内容。“马洪是最早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经济学家之一，在关键时刻都会提出重要的观点。中心的研究项目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，落实到改革开放报告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上。中心的报告一直是推动市场化改革的主力军，到现在仍然是主力军，中心内部也允许有不同意见。”

李伯熙告诉记者，我们曾经做过三次翻两番的规划。怎样才能使国强民富呢？当时的看法是不追求高速度，因为速度太快可能带来质量和效率的问题。我们当时认为，实现翻两番的要求，不能追求太多，而要追求质量和效率。智库研究要注意速度和效率的协调，这也是中央一直坚持的。当初国家提出要翻两番的时候，是从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开始的。我们提出过不同意见，因为工农业总产值是可以重复算的，应该是翻两番。有关部门算了一下，国民生产总值可能翻不了两番，所以不同意改。后来，六五（1981年至1985年）以后，速度超过了目标，他们也同意我们的意见，因为翻两番可能影响效率。 后来中央文件又加了一句话，“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，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”。比如，当时价格改革提出了两个方案，一个方案是能源等基本原材料价格不变，加工产品价格放开；另一个方案是理顺能源、原材料价格，提高价格，适当控制加工产品价格。我们主张后一个方案，两个方案都上报国务院征求意见，讨论通过，最后实行了第一个方案。

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。李伯西说，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影响很大，中国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发展，才能参与经济自由化，才能参与经济全球化。邓小平同志提出，改革开放就是向全世界开放，特别是向发达国家开放，有利于促进我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发展，提高现代化水平，我们的发展和创新才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。

“四个特色”追求一直在路上，全球视野下研究中国

作为国家级智库，中心一直强调“四个特点”，即战略性、长期性、全球性、综合性，有时也具有前瞻性（包括长期性），这是国务院对中心的基本要求。在“四个特点”的引领下，中心的课题在国际上引起了重大影响，并与许多国际组织建立了联系。

作为智库近40年的见证者，李伯熙告诉记者，国务院成立中心的第一个文件就强调了“四个特点”，国务院在中心架构调整的每一个阶段也都提到了“四个特点”。因此，对“四个特点”的研究追求永远在路上、永无止境，因为“四个特点”在不断演变，这是国家智库的战略定位。后浪推前浪，一浪比一浪强，但“四个特点”的要求是根本。

智库研究始终紧跟国家战略决策，“急国家所急，想国家所想”；发展之后，提出“急国家所急，想国家所想”。李伯熙的观点是，智库也应该“想国家该想的，急国家该急的”，按照“四个素养”精神，放眼世界，静下心来深入研究，关注国内外动态，紧跟国际进步步伐，在全球背景下研究中国，为国家决策提供有分量的参考。

“我们在1983年就提出做长期研究，我的理解就是智库如何提出一个国家、一个政党的需要，以谋求长期主动性。智库应该在这方面做出贡献、提出规划，要分清短期、中期、长期的关系。长期主动性必须从短期主动性开始，否则长期主动性就是空谈。如果现在的主动性给未来的主动性设置了障碍，那么长期主动性就无法持久。”李伯熙说。

“2000年的中国”课题是中心代表性研究课题之一。20世纪80年代，国务院成立了领导小组，整个领导小组的研究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当时，经委领导朱镕基是领导小组成员，中心的马洪、孙尚清、张攀、王惠炯等是领导小组成员。为了推动研究工作，中心从科技情报研究所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。工作组中，中心参加人员有：组长李伯熙，副组长李金昌，成员有李善同、庞邦宣、周林、苗富春、程秀生、卢志强等同志。工作组对研究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从此，中心开始做“2000年的中国”的研究。这个大型的研究设计，是中心当时最大的一个研究项目。 中心组织184家科研单位、大专院校开展该工作，共有500余名专家参与该课题的研究。

“当时组织研究的费用很低，社科基金就支持了15万元。为了建立模型，我们不得不到国家计算中心去用计算机，需要付费。由于计算工作量大，费用高，还欠着钱。后来，我们向时任国家计委主任宋平报告，寻求支持。他指示免除所欠的计算机费，并拿出部分研究经费发表报告。”李伯熙说，“2000年的中国”项目工作量很大，有总报告、分报告、专题报告等一系列报告。研究以定量分析为支撑，包括计划模型、计量经济模型、系统动力学模型、控制论模型等，对哪些变量是内生的，哪些是外生的进行系统设计。当时，为了设计主报告和模型之间的关系，工作组要制作一个大表格。 没法摆在桌子上，就直接铺在地上做桌子，这个是李善同和庞邦轩一起完成的，模型之间还要相互协调验证，最后的系统成果报告就像一块厚厚的砖头。

当被记者问及《2000年的中国》这个项目花了多长时间时，李伯熙回答说：“只用了三年时间。国务院决定把百万字的调研报告以国务院参考文件的形式发给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部委，报告是随文件一起发的。我记得这是第一次，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次。马宏要求把25个空白文件上报国务院、中央、政治局、政治局常委会，每个重大问题都在1500到2000字之间，把调研的精髓上报国务院。国务院领导看到提炼的报告后，要求发给全体政治局委员，并组织了专题讨论。”

当时中国正在推进改革开放，外国也想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，世界银行也在研究中国。“2000年的中国报告比世行报告更全面，比如有人口分析，世行专家很惊讶中国还有这么多高水平的专家。2000年的中国报告的内容在七五规划中都有体现。”李伯熙说。

后来，马宏让李伯熙组织力量专门为“七五”（1986-1990年）撰写政策体系建议，并组织参加中心研究的年轻人集中精力做这个项目。后来，当时参加研究的这些年轻人，大部分都成了部级领导。“七五”计划公布后，国外媒体报道称，“中国的七五计划体现了长期研究的基础和系统规划的支撑”。国际上也多次召开长期预测会议，邀请中心的专家参与提出“2000年的中国”项目思路。1987年，“2000年的中国”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。 “当时王慧炯出国最多就是介绍《2000年的中国》，他英语很好，水平很高，这个项目对中国地方政府、部委产生了重要影响。中心后来还和世界银行合作，开展了《2030年的中国》和《2050年的中国》的研究。”李伯熙说。

该中心在1987年对我国产业政策进行了全面研究，在对18个省市工业发展情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，国务院领导看过报告后说：“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性，是决定宏观经济效益的关键。我国现阶段要通过改革推动产业政策和企业组织结构政策的实施，把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，也体现计划和市场相结合，符合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。”

当时，产业政策研究项目由中心副主任吴明玉牵头，李伯熙具体牵头，刘鹤（负责起草总报告）、周林、林栋梁等同志共同完成。在《我国产业政策初步研究》报告中提到，建议由当时的国家计委牵头组织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产业政策，以尽快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，分阶段建立我国产业政策体系。

“可行性研究现在很普遍，我和王慧炯是最早把可行性研究引入中国的人，郭丽红参与了项目可行性研究的一些参数研究，后来建设项目参数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。”李伯熙介绍，该中心的宏观模型研究、模型与计算机应用还获得了全国计算机应用奖一等奖，出版了《全国宏观模型应用》一书。《2000年的中国》定量分析获得全国计算机应用奖一等奖。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心有李伯熙、李善同、庞邦宣等。

“智库要想长期发挥作用，就必须努力、创新、拼搏，也必须承担一些风险。”她感慨地说，改革初期，开展可行性评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相关机构的研究人员曾提出可行性研究是一套西方的成本效益分析，不符合社会主义，并把此事上报中央批评，但上级并未受到影响，我们还是坚持做这项工作。

从几十年的工作经验看，李伯熙认为智库研究人员在做研究项目时，要能写出给国务院的精炼报告。中心成立初期，国务院下达了一项研究“石油经济和我们的对策”的任务。当时，石油价格波动很大，石油占中国出口的四分之一，油价波动时我们该怎么办？中心组织了20多位一级专家，其中大部分是现任院士。当时专家们形成了一个近10万字的报告。马宏同志下达任务，要把它浓缩成3000字的报告，发给国务院领导。“我一夜没睡，一夜写。”李伯熙说，马宏要求把精炼报告发给20多位专家，征求他们的意见。我忐忑不安，把这些人都请来了。每位专家都发言，都认为精炼报告包括了他们的主要观点。 石油部蓝天放说：“你写的报告，是分报告的衍生，又高于分报告。”这是我一生的要求，我觉得到现在也没有做到。这也是智库对一流研究人员的基本要求，至少有一部分人要这样做。此后，这份报告将连同详细报告一起上报国务院。

十八届三中全会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，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智库建设，建立完善的决策咨询制度。不少科研人员把科研当作终身事业。“选择了智库，就是选择了贡献，不追求名利，要为智库发展、为国家决策奋斗一生。智库是实现理想、梦想、人生抱负的地方。智库也要为科研人员创造良好的条件和待遇，使智库科研水平不断提高，努力成为一流智库。人才是根本，得人才者得天下。”李伯熙说。

自贸区是深化经济自由化和改革开放的

从改革开放初期，该中心就接到国务院关于研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。中国选择建立自由贸易区，是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标志，也是中国经济全球化水平提高的体现。

2013年，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，进一步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。2017年，中共十九大提出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，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。李伯熙等研究人员对自贸区的研究已近30年。“自贸区包括沿海自贸区、边境自贸区、内陆自贸区。中心作为智库，在自贸区系列研究中做出了不懈努力。”

李伯熙告诉记者，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在深圳办经济特区，当时就有人反对，认为在深圳办经济特区不是社会主义。但小平同志坚持改革开放，认为计划经济就像堡垒，必须有经济特区才能突破。在那个地区，经济自由开放，什么都向前看。1986年以后，各省都给国务院写报告，要求在自己的地方也办经济特区。当时国务院领导就对马洪说：“研究一下世界上改革开放发展有没有社区气候，这个地方气候好，和别的地方不一样。”

1987年，中央接到国务院研究自由贸易区的建议，马洪把研究成果交给李伯熙，李伯熙发现，社区气候就是自由贸易区。1988年，中央提出，中国要与国际接轨，要建自由贸易区，东提上海，北提天津，南提广东、福建。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当时不能提经济自由。马洪在向国务院汇报时，建议把自由贸易区改为保税区。 “我把保税区加上‘自由贸易区’的英文单词，征得马宏同意，就上报了。后来，自由贸易区被搁置了很长时间，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类型的园区。直到2013年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，上海自贸区才成立。只有经济自由化有突破，才能实现经济全球化。”上海等地自贸区的研究，是各地委托中国生产力学会做的。李伯熙是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。生产力学会把上海、重庆、云南等地的项目研究工作都交给了李伯熙的团队。此前，该中心曾承担过舟山、天津自贸区的研究。

“中国选择建立和布局自贸区，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标志，是经济全球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体现，更是中国未来参与全球化乃至引领全球化的重要基础。”李伯西对记者表示。